朱自清先生诗论专着《诗言志辨》说，“诗言志”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。三字语出《尚书·尧典》：“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，八音克谐，无相夺伦，神人以和。夔曰：于予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。”

早期，诗、歌与乐、舞是合为一体的，从上文中的“百兽率舞”可知。诗即歌词，《诗经》中的诗都是可以歌唱的，是入乐的乐歌。后来诗、歌、乐、舞各自发展，独立成体。秦、汉设乐府，乐府就是试图把诗和乐统一的机构。汉人乐府诗最早称“歌诗”，也就是可以歌唱的诗。

《毛诗序》云：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，而行于言。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。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。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”《礼记·乐记》指出：“诗言其志也，歌咏其声也，舞动其容也。三者本于心，然后乐器从之。”这些文献把诗、歌、乐、舞的关系讲得很清楚，它们是先后及搭配的关系：诗不足表达，加上嗟歌，又不足，加上永歌，仍不足，复加上舞蹈，以表达情感，最后再把诗、歌、舞辅以乐器。郑玄注《乐记》云：“三者本志”、“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。永，长也，歌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。声之曲折，又长言而为之，声中律乃为和。”

诗歌本不分家，什么时候开始出现“不歌而诵”的现象呢？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谈论赋体文学的产生时，有过明确的回溯：“传曰：‘不歌而诵谓之赋，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。’言感物造端，材知深美，可与图事，故可以为列大夫也。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，以微言相感，当揖让之时，必称诗以喻其志，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。故孔子曰‘不学诗，无以言’也。春秋之后，周道浸坏，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，学诗之士逸在布衣，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。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，离谗忧国，皆作赋以讽，咸有恻隐古诗之义。其后宋玉、唐勒，汉兴枚乘、司马相如，下及扬子云，竞为侈丽闳衍之词，没其讽喻之义。”

可见，在春秋时代，诸侯卿大夫在外交场合经常用称引诗歌的方法来表达志意，这就是后人所说的“赋诗言志”。孔子曾经说过：“颂诗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达；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。虽多，亦奚以为？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学了《诗经》，交办政治任务却办不通，出使外国却不会赋诗来应答专对，这样的人能背再多的诗又有什么用呢！孔子的批评显示了诗在春秋贵族中的重要性，不仅限于政治和外交领域，这些贵族在宗教、教育等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也会普遍地赋诗称志，有一套娴熟的赋诗本领。

例如，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记载：楚国遭受吴国入侵，楚将申包胥去秦国讨救兵，秦哀公见事不关己，于是拖延推脱。申包胥无奈，在秦国宫廷外一连哭了七天七夜，终于把秦哀公感动。最后，秦公赋《秦风·无衣》：“岂曰无衣？与子战友。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，与子同仇！”，表明秦国愿意出手相救。

在这种称引活动中，人们有时就脱离了音乐而只用诵读的方法。但春秋以后，礼崩乐坏，“聘问歌咏”之事在诸侯国的交往中不再使用，大儒孙卿和楚臣屈原等人于是仿效古人“赋诗言志”，写作“不歌而诵”的诗来表达自己的“贤人失志”之情，这就是“赋”的起源。这种文体被宋玉、唐勒、枚乘、司马相如、扬雄等人仿效，在汉代成为一种代表性的文体。

在春秋时代，赋诗既被用来考察邦国与个人之志，因而赋诗也就是赋“志”。“诗”与“志”几乎可做同等理解，《左传》几处提到赋诗，直接就是讲赋“志”，例如襄公二十七年的垂陇之会，赵孟要求郑国七子赋诗，以“观七子之志”；昭公十六年郑六卿赋诗之会，韩宣子要求“赋不出郑志”（即限定六卿只能用郑风中的诗篇表达自己的志意）。楚竹简《孔子诗论》，开篇即谓“诗亡离志，乐亡离情，文亡离言”，诗是不能脱离志的，正如音乐不能脱离情，文章不能脱离语言一样。

按照闻一多先生《歌与诗》一文的考证：“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”，“诗言志”之“志”包括“志”（记诵的歌诀）、“事”（记事的史书）和“情”（怀抱的抒情）三重含义。“志”和“情”是否合一，是后世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。唐代孔颖达注“诗言志”指出：“在己为情，情动为志，情、志一也”（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）。但渐渐地，这两个概念被对立起来，以至于朱自清的《诗言志辨》将“诗言志”、“诗缘情”对举，认为它们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传统。即是说，“志”逐渐被赋予政治教化意义，而“情”则指代个体情感的抒发。

其实追根溯源，古代的情与志皆关乎政教。《毛诗序》云：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谓之风。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政教失，国异政，家殊俗，而变风变雅作矣。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，吟咏情性，以风其上，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。故变风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发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礼义，先王之泽也。”诗既记事，诗史不分，这里说到，“情”乃出于“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”，诗人由此感怀，“吟咏情性，以风其上”。《毛诗序》在说“吟咏情性”、“发乎情”的时候，同时强调“止乎礼义”，二者合起来构成儒家的文学观，即文学要为政教服务。

《毛诗序》列于《毛传·关雎》题下开宗明义云：“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，风之始也，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。故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。风，风也，教也。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。”“诗言志”由此被赋予一个影响巨大的含义：诗被当成一种政教工具。